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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沂孙及其篆书的承前启后
作者:戴林炎       发布于 2010-6-6 13:03:48
    吴江博物馆馆藏书画颇丰,以清代及近代作品为多,其中杨沂孙(濠叟)作品当作珍藏。
    杨沂孙篆书《节书烈女传》屏条, 纸本墨迹, 144.8×39.4cm×4,鉴定等级三级,旧藏。附图一;
    《节书烈女传》一屏四条,正文篆书,十六行一百九十七字,款字行书一行二十七字。释文如下:
孟子之少也嬉游其舍近墓为墓
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
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
为贾人衒卖之事母又曰此非吾
所以居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
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母曰真
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长
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
母善以渐化诗云彼姝者子何以
予之此之谓也孟子之少也既学
而归孟母方绩问曰学何所至矣
孟子曰自也若也孟母以刀断其
织子孟惧而问其故母曰子之废
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
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
    远害  光绪丙子三月十八日新绿覆庭小窗闲静节书烈女传濠叟杨沂孙,钤有落款章白文“观濠居士”和“杨沂孙印”,两方连珠,附图二;启首章钤朱文“杨”,附图三;拦边章朱文“历劫不磨”钤于各条右中腰偏下的同一位置,附图四。
    另藏有:
    杨沂孙篆书《七言》对联,纸本墨迹,133.3×33cm×2,鉴定等级三级,旧藏。附图五;
    杨沂孙行书《四行》屏条,纸本墨迹,147.7×40.4cm×4,鉴定等级三级,旧藏。附图六。
    传世书迹较多。吴江博物馆收藏的《节书烈女传》篆书屏条,书于1876年六十四岁时,是杨沂孙晚年作品。此 篆书屏条功力深厚,布局法度严谨,结构完固,内涵精蕴,气韵深沉苍厚,洋溢着疏朗开阔、遒婉舒逸的江南文人书卷气的华采,犹见“庙堂之美”。细品其篆法,中规中矩。运笔提按顿挫含而不露,起笔暗按作顿,收笔暗提驻锋,护头藏尾。转折多圆转中带方折。又笔力内潜,线条遒劲,画如屈铁,笔态俊利挺劲却又丰腴沉着,笔势既刚又韧,极具张力,富有弹性。字形趋方,结构对称,布白均停,结体端庄凝练,典重而雅,时现周秦猎碣及钟鼎款识籀文笔意。且徐疾相生,节奏优美,湿墨处沉着厚重,飞白处古础空灵,具有独特美感。通篇结构匀整闲雅,古雅森严又迭出新意,笔画圆动澹宕,气韵一以贯之,似有阵阵新风扑面,却又见渊源根本显现,不越雷池一步。确乎“颉颃邓氏,得意处或过之”,允堪传世,历劫不磨。此篆屏中的小字落款,也十分得体,笔势流畅、洒脱,大小有致,与整幅字配合得十分协调得体,使作品更显生动。这是杨沂孙众多传世书迹中一幅十分难得的一件篆书佳作。
    杨沂孙已被国家文物局列入“1795年至1949年间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”之第三类“精品和各时期代表作品不准出境”的193位书画家之一。
杨沂孙其人
    杨沂孙,1812--1881年,是常熟的历史名人。他的生平在由民国年间丁祖荫等人纂修的常熟地方志《重修常昭合志·人物志》中有记载:杨沂孙,字泳春,(号子舆,一作子与),希钰子。道光癸卯顺天举人。选知安徽铜陵县,调署黟县,时粤寇踞安庆,州县多沦陷,未能之任。江西巡抚张文毅公芾器其才,檄佐戎幕,洊以功擢知凤阳府,旋以父忧归。沂孙少学于阳湖李兆洛,治诸子,精管庄,著《管子今编》、《庄子正读》。夙躭书,尤嗜篆籀之学,研究段王两家,补苴未备,成《文字说解问譌(讹)》。又博考上古,逮于籀斯,折衷许氏,沿至清代,成《在昔篇》。所作篆隶,初宗怀宁邓石如,久而多自得,尝曰:“吾察吾书,篆籀颉颃山民,得意处间亦过之,分隶不能及也。”以官凤阳,遂号濠观,晚更号濠叟。自归里后,书名益重,兼工篆刻。里中后进多讲求六书及诸子之学者,沂孙提倡之力也。光绪七年卒,年六十九。子,同福,安徽贵池知县,亦能书。
    杨沂孙出生仕宦世家。旧时常熟有八大姓,人称“翁庞杨季是豪门,言归屈蒋有名声”,其中“豪门”之“杨”即是恬庄杨氏。据港口杨尔镛先生珍藏的《杨氏迁虞原始说》记载,杨氏先世居浙江湖州石林镇,于清康熙九年(1670)迁居恬庄,始迁祖为杨德贤。自德贤公五世孙杨景仁起连续六代,杨门共有16人中举,其中进士3人、举人6人、贡生7人,最好名次为杨泗孙获殿试一甲二名,即仅次于状元的榜眼。而据《重修常昭合志》记载,杨氏仕宦者大多政绩或学业斐然,出类拔萃于儒林文苑,堪称一时名流。学有专长者当首推书法大家杨沂孙。杨沂孙以篆书著称于世,行书较罕见,但也写得很好。马宗霍《霋岳楼笔谈》曾评其篆书:“功力甚勤,规矩亦备,所乏者韵耳。”杨沂孙是泗孙胞兄,精篆籀之学,且有承前启后,继往开来之功。今苏州留园和常熟半亩园、游文书院均挂有其题写的楹联、门额或斋匾。杭州岳庙刻着岳飞坐像的岳鄂王像碑,则有清姚光宇撰,杨沂孙书的题记。文物出版社曾于1985年专门刊行《清杨沂孙篆书》字帖,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1985年发行的《书法自学丛帖》中也刊录了杨沂孙篆书书迹,其中包括杨沂孙书说文部首。凡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杨沂孙不仅擅长书法,而且精通诸子之学和训诂音韵之学,著有《管子今编》《庄子正读》《文字说解问讹》《在昔篇》《观濠居士集》等著作,是清代书法史上罕见的书法、学问俱佳的大学问家。究其学渊,其独到的家庭背景是为原因之一。
    杨沂孙祖辈杨岱(1737~1803),字元峰,号守默。因父疾,遂弃仕途而业医,事父母至孝。杨氏在恬庄数代经营,家道殷实,而杨岱不事吝啬,乐为桑梓造福。岱遵母遗命,广散家财,先后办义学2所,继办义庄,建宗祠,修建河道码头,还以石板铺设南街、北街、东街以及部分西街,疏浚河道,修沿河石驳岸长3公里,新建或改建5座桥梁,8座巷门,恬庄由此成为具有浓郁江南水乡风味的城堡式小镇。清代嘉庆十年(1805),为表彰孝子杨岱建杨氏孝坊于恬庄北街稍。两广总督阮元作《杨君孝行记》,记述了奉旨建孝坊的前因后果;苏州状元潘世恩作《读书田记》,把杨岱喻为“当代范仲淹”。政绩斐然者较早的有杨岱之子杨景仁,字静岩,官居刑部员外郎,在任时纠正了不少错案。他潜心著述,集古今治狱案例,编成《式敬编》5卷;又采古今救荒善策,编成《筹济编》32卷,被朝廷采纳刊颁各省。后起之秀有德贤公七世孙杨泗孙,字钟鲁,号滨石,咸丰壬子榜眼,官居太常寺少卿,先后任湖南、山东、福建三省乡试主考官,广纳贤才,多有建树;告老还乡后,向地方官建议采用以工代赈方法,疏浚白茆港、福山塘、奚浦塘、竺塘泾,为地方办了不少好事,口碑颇佳。其他如官居工部主事的杨景谊、京畿道监察御史杨希铨等均有政绩,常熟旧志备载。在杨沂孙之后的另一位值得注目的是德贤公九世孙杨云史,名圻,号野王,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顺天乡试为南元,1908年出任驻新加坡领事,在任时曾义救孙中山。杨云史是我国近代著名诗人,年方弱冠即以咸丰荒政为题材创作长诗《檀青引》,声震文坛;后又以香妃事迹为题材创作长达292句、1932字《天山曲》,被誉为“自七古以来,无此长篇”而名播海内。后人评介其诗词风骨真挚,沉雄典则,多有奇声逸响。杨云史著有《江山万里楼诗词钞》在海峡两岸刊行。
杨沂孙篆书的承前启后
    杨沂孙是晚清时期有突出成就的著名书法家。他的成就,如果单说他的篆书名重一时是不够的,应该看到他对篆书今后的发展也极具影响。“自唐李阳冰之后,无能有继承者。”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对篆书这一较为特殊的书体以其精纯的篆法,深厚的学力,创造出了自家的风格,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,推动了篆书的发展。
    杨沂孙初学邓石如,对邓石如的书法倾心有加,致力收集邓氏书迹,后勤学苦练,并在深入研习邓书的基础上学习石鼓文和钟鼎文字,取其笔意,开创与诸家异趣的书风,形成了自己的篆书风貌。他在用笔的饱满和坚实上承袭了邓氏的技法特点,至于在文字结构和形态上,则跳出以前书家都遵循的《说文解字》秦代小篆规则的做法,将字形由长趋方,点画则参差错落,呈左低右高之势,从而形成其个人风格中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。杨沂孙篆书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特点是取各家之长,融会贯通大、小二篆,直追钟鼎文、石鼓文、秦诏版、汉碑篆书等体笔法,使圆浑之劲,用藏锋之功,寓巧于拙,借古于今,且每有独到之处,令人耳目一新,赋篆书以新生面。他自己说:“吾书篆籀与邓石如相颉顽,得意处或过之,分隶则所不及。”可见他对于自己的篆籀是很自负的。杨沂孙在自己的得意之作上往往加盖“历劫不磨”的小印。在其之后,写篆书者多舍长就方,体势变化也渐趋丰富,可谓是杨氏开领风气的结果。
    他写篆书,采花成蜜,自成体貌,继邓石如之后,力振篆书颓风,以古雅而崭新的风致,对形成晚清篆书的风格,影响颇大。其后的吴大澂、吴昌硕、萧蜕庵等篆书大家均对他的成就有所领悟,以致一直影响到当代书法。杨沂孙独特风格的篆书方法,使这种已失去实用价值的文字以其独特的美感,在书法艺术园地中继往开来,重放光彩,其功不可泯。
    杨沂孙篆书所处的地位以及对篆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,如果对篆书比较独特的发展历史稍作了解,便可知道。
篆书的形成可追溯自殷周甲骨古文、钟鼎、石鼓。钟鼎、石鼓又称大篆或籀文。篆,说文谓“引书也”,段玉裁注“引书者,引笔而箸于竹帛也,因之李斯所作,曰篆书”。一般而言,篆书大致包括大篆与小篆。小篆始于战国,是在大篆基础上经过系统整理的秦国文字。大篆是从殷周古文到小篆之间的过渡文字。由此,篆书又多指秦朝一统天下,形成中央集权制以后的成熟规矩的小篆。从篆书变为隶书,是汉字演进的一个巨大进步,是古代汉字与现代汉字的一个分水岭,它使汉字趋符号化、规范化、简捷化,并使其后的正、草、行各种汉字书体得到迅猛发展,且愈灿烂多姿。相反,篆书从两汉后它的实用性已基本消失,魏晋以后篆法渐坏,至唐代李阳冰出,才见篆书中兴。宋、元、明篆书造就并不显著,相对于其他书体还要逊色黯然一些。而真正的中兴却是在清代。
    篆书的中兴随清代碑学勃兴而至。清代所承绪的书法传统,较以往各代都更为丰富,是书法史上出现的又一个中兴期,上与大唐时代遥相呼应。从清初至乾隆年间,基本上是继承宋、元、明书法的余绪,崇尚帖学。自嘉庆以后,帖学衰微,碑学大兴,书法家们由唐碑上溯六朝碑版,乃至三代、秦汉的各种金石文字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这样描述:“碑学大播,三尺之童,十室之社,莫不口北碑,写魏体,盖俗尚成矣。”帖学与碑学书法的转承代兴,构成了清代书法的主体。清代帖学书法虽然衰落了,但又是贯彻清代始终的,而且帖学书法是统治者认定和提倡的正统书法。碑学书法在明末已发其韧,并随着清代帖学书法的消长经历,最终演为碑学书法兴起的大势。在这种交错的发展过程中,清代成为书法发展史上书法表现最丰富的年代。曾经被长期忽视的篆、隶书,不仅又被大力提倡,且较秦篆、汉隶又有新的创造,甚至甲骨文、金文、六朝碑帖等都成为被师法的艺术表现对象。千百年来,晋唐书风对书坛的禁锢被打破了,篆书,也包括隶书、北碑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动力,在清代呈现了书家辈出,异彩纷呈的局面,尤其突出的是沉寂了一千多年的篆书,自“二李”(李斯、李阳冰)之后,至邓石如出,清代以降它发展的大幕被拉开了,在乾嘉以后便形成了高潮。在这以后出现了许多篆书大家,如吴让之、赵之谦、吴熙载、杨沂孙、莫友芝、吴大澂、吴昌硕、黄士陵等。这种“古学复兴”现象,有点类似于西方16世纪的“文艺复兴”复古行为,而且收到的效果也有点类似。
    篆书的中兴因碑学的勃兴,而清代碑学和帖学消长又有其深刻的原因。分析这一原因,就可以对杨沂孙在篆书创作上能够承前启后,别开生面,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原因和时代原因作进一步的理解。
    首先是清朝的文字狱导致金石考据的兴盛。在清朝文字狱泛滥,动辄株连数十人乃至数百人,其次数之多,规模之大,持续时间之长,量刑之酷,乃是历代封建王朝望尘莫及的。清代大批文人学士明哲保身,为了避免文网,免遭杀身之祸,不敢涉及政治。于是乎,远离现实,钻到泥古、复古,训诂、考据的象牙塔里去讨生活、做学问,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。龚自珍说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梁谋。”是此,从商周时代的甲骨文、金文,至汉晋南北朝碑刻和各时代的墨书竹木简等不断出土,一方面成为证经考史的工具,另一方面又成为学书的范本,为碑学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;同时,碑刻文字也为书法提供了崭新的资料,其自身所具备的艺术性为书法家大大开扩了眼界,深化了对书法表现力的认识,仿佛是“山重水复,柳暗花明”;此外,金石考据使清代文字学取得了很大成就,为篆书发展提供了十分厚实的基础,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字训诂、金石学家。杨沂孙当然也不例外。
    其次是对帖学书法的挑战和对“馆阁体”的反拨。这也是书法自身的审美取向发展使然。审美取向发展也符合否定之否定,在矛盾中前进的规律。在清代,帖学书法虽然是继承宋、元、明书法的余绪,但似乎已经难跳桎梏,难臻新境,发展到了极致,尤其是馆阁体的板刻僵化使清代帖学的发展几近终极,于是碑学书法的兴起也就成为必然。馆阁体是以欧、赵两种风格渐渐演变而形成的,历代统治者都视此为正宗,成为官方公文和科举考试使用的一种规范划一的标准书体。虽然历代都有官方倡导的官样书体,但是都没有达到象清代的馆阁体这样严格刻板的程度。“馆阁体”讲求“乌方光”,千人一面、千部一腔,因此常常流于平庸和刻板之俗。清周星莲《临池管见》:“自帖括之习成,字法送别为一体,土龙木偶,毫无意趣”。官方倡导馆阁体的根源,在于帝王欲以其一人之力,“纳天下之书于一格”(启功语)。其更深层的原因,在于政治统治的需要。面对馆阁体的板刻僵化,当时在朝和在野的书家都进行了反拨。他们倡导碑学,反对光洁、方整的馆阁流弊,力图摆脱时风。清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:“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,谓之‘馆阁体’,类皆千手雷同。乾隆中叶后,四库馆开,而其风益盛。然此体唐、宁已有之:段成式《酉阳杂俎·诡习》内载有官楷手书。沈括《笔谈》云:三馆楷书不可不谓不精不丽,求其佳处,到死无一笔是矣。窃以为此种楷法在书手则可,士大夫亦从而效之,何耶?”在这样的风起云涌的书法书体变革时势下,造就杨沂孙篆书就很必然了。
    当然,在清代,篆刻艺术的发展,文人画用笔用墨的书法化发展,也给清代书法艺术开创新的局面提供了条件。这些都是在此之前隋唐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所不曾有的。(2005.12.20)
附图一:杨沂孙篆书《节书烈女传》四条屏,纸本墨迹,144.8×39.4cm×4
附图二:落款章(白文)“观濠居士”和“杨沂孙印”,两方连珠
附图三:启首章(朱文)“杨”
附图四:拦边章(朱文)“历劫不磨”,钤于各条右中腰偏下的同一位置
附图五:杨沂孙篆书    《七言》    对联,     纸本墨迹,    133.3×33   cm×2
释文:蜗壳卜居心自放  玉堂挥翰手如飞
注:集苏东坡《和致仕张郎中春昼》《次韵王滁州见寄》诗句
附图六:杨沂孙行书《 四行》 四条屏,   纸本墨迹, 147.7×40.4cm×4
       注:苏东坡诗:
     《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》
      锦里先生自笑狂,莫欺九尺须(鬓)眉苍。诗人老去莺莺在,公子归来燕燕忙。柱下相君犹有齿,江能(南)刺史已无肠。平生谬作安昌客,略遣彭宣到后堂。
《书双竹湛师房二首》
我本江湖一钓舟,意嫌高屋冷飕飕。才羡师此室才方丈,一炷清香尽日留。暮鼓朝钟自击撞,闭门孤枕照(对)残釭。白灰旋拨通红火,卧听萧萧雨打窗。
《宝山新开径》
藤稍(梢)橘刺元无路,竹杖棕鞋不用扶。风自远来闻笑语,水分流处见江湖。回观佛国(骨)青螺髻,踏遍仙人碧玉壶。野客归时山月上,棠梨叶战暝禽呼。
《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》
一朵妖红翠欲流,春光回照雪霜羞。化工只欲呈新巧,不放闲花得少休。
花开时节雨连风,却向霜余染烂红。漏泄春光私一物,此心未信出天工。
当时只道鹤林仙,解(能)遣秋光(花)发杜鹃。谁信诗能回造化,直教霜卉放春妍。
不分清霜入小园,故将诗律变寒暄。使君欲见蓝关咏,更倩韩郎为染根。
《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》
平生自是个中人,欲向渔舟便写真。诗句对君难出手,云泉劝我早抽身。年来白发惊秋速,长恐青山与世新。従此北归休怅望,囊中收得武林春。
《元翰少卿宠惠谷帘水一器龙团二枚仍以新诗为贶叹味不已次韵奉和》
岩垂匹练千丝落,雷起双龙万物春。此水此茶俱第一,共成三绝景中人。
 
    杨沂孙行书传世不多见,吴江博物馆收藏的此件杨沂孙行书作品,是杨沂孙六十七岁(1879)时的作品。此件行书作品极为精彩,应是杨沂孙的传世佳作。其笔法章法,用笔用墨既法度严谨又极具个性。字形趋扁,中含碑味篆味,书写节奏流畅,气韵通达,江南文人书卷气十分浓重。是以珍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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