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湾博物馆展出ing！那些丝绸之路的时光往事

苏州湾博物馆一楼特展厅的“舟车丝路”展，正在讲述汉唐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和古代大运河两岸的历史。今年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十周年，十年来，“一带一路”取得了显著成果。古丝绸之路上发生的这些故事，为我们诠释了“一带一路”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西北丝绸之路，开通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之间。汉唐时期的西北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三段：东段，从长安到玉门关、阳关，为汉代时开辟；中段，从玉门关、阳关以西至葱岭，亦为汉代时开辟；西段，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、西亚直到欧洲，为唐代时开辟。

汉唐王朝对西北丝绸之路的经营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： 

     01 打通商路

中国古代的新疆、青海和甘肃的河西走廊，一直是中国通往西方的主要陆上通道。

两汉时期，北方的少数民族——匈奴崛起，与中原王朝展开了对河西走廊和西域诸国的争夺。匈奴压榨西域诸国，西域诸国苦不堪言。两汉王朝与匈奴展开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拉锯之战，打通了河西走廊，削弱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，为畅通和进一步开拓西北丝绸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【汉】 朱雀天马纹铜弩机 

“舟车丝路”展出文物 

甘肃省博物馆藏

弩，由弓发展而成的一种远程射杀伤性武器，是汉匈战争的见证。

【汉】木转射  

“舟车丝路”展出文物 

甘肃省博物馆藏

木转射，城墙上的一种防御设施，镶嵌在城墙的射孔之上。木转可以旋转，用来射击敌人和阻挡敌箭。

唐朝初年，北方的少数民族——匈奴崛起，与唐王朝争夺西域。同时，青海的吐谷浑和新疆的高昌王国，也对唐朝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造成了威胁。唐太宗李世民先后派遣李靖、李勣、侯君集等名将，北伐突厥，西征吐谷浑，灭高昌，保证了河西走廊和西域商路的畅通。

     02 保障交通

在打通商路的同时，汉、唐王朝在丝绸之路沿线设立了管理机构、行政建置和交通设施，保证了丝绸之路沿线的交通安全。

汉代设置了西域都护府，唐朝则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，来管理西域的事务。汉代在河西走廊设置有武威郡、张掖郡、酒泉郡和敦煌郡，史称“河西四郡”，并移民屯垦戍边。唐灭高昌后，在其故地设置有西州（今吐鲁番市东南高昌故城）和庭州（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）。

【汉】 张掖都尉棨信  

“舟车丝路”展出文物  

甘肃省博物馆藏

棨信，古时传信的一种符证，又名信幡。汉、晋、南朝，凡是城门启闭,都要取棨信爲凭。

在设置州郡的同时，汉、唐王朝在这些地区还设置了驿站（汉代又称驿置）、烽燧、关隘、城堡等设施，保障丝绸之路沿线货物运输的安全。汉朝每三十里置驿，驿站设置有驿使；唐朝的驿站也是每隔三十里设置一个驿站，采用军事化管理，以两都为中心，向全国辐射。

     汉代驿置——悬泉置遗址平面图

悬泉置遗址，位于敦煌市的甘肃314省道路边，为公元前2世纪-公元3世纪汉代设立在丝绸之路上接通中原与西域诸国的重要驿站遗址。

汉唐城堡——锁阳城遗址

锁阳城遗址，位于酒泉市安西县桥子乡南坝村南7公里。亦称“瓜州古城”“苦峪城”。拥有完整的军事防御系统和烽燧信息传递系统，为汉唐丝绸之路咽喉上的一座重要的古城。

     03 怀柔远人

汉唐时期，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地区，分布着羌、氐、鲜卑（吐谷浑为慕容鲜卑的一支）等少数民族族群和于阗、焉旨等邦国。在“怀柔远人，义在羁縻”等一系列政策的感召下，一些民族和国家接受了中原王朝的管辖。这一时期，中原王朝和各个少数民族通过通婚进一步增强了联系。这些民族和邦国，在沟通和融合中西文化的过程中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【唐】 镀金口三鱼莲瓣纹银碗

  “舟车丝路”展出文物

武威市博物馆藏

1980年武威南营青嘴湾武氏墓出土。墓主人武氏，为武则天侄女，吐谷浑贵族——燕王慕容熙光之妻，受封为太原郡夫人。这件银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，也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通婚的见证。

     04 文化包容

汉唐王朝，在文化上采用了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政策，大量吸收外来文明。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，丝绸之路沿线和丝绸之路的起点——长安、洛阳，中西文明得到融合，外来文化已经深入于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。同时，中国技术和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，中国和西方实现了“互利共赢”。

【唐】 胡腾舞俑 

“舟车丝路”展出文物

甘肃省博物馆藏

盛唐时期的长安城，“胡风”盛行。其中以胡人的舞蹈，深受长安人的喜欢。男子跳“胡腾舞”，女子跳“胡旋舞”。胡腾舞的特点在“腾”，以双腿踢蹬腾跳为主；胡旋舞的特点在“旋”，以身体急速旋转为主。

本着“开放合作、和谐包容、市场运作、互利共赢”的原则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必将延续古丝绸之路的荣光，书写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。

舟车丝路 （特展）

展览地点：苏州湾博物馆一楼特展厅

彩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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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：

1、周伟洲：《吐谷浑史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。

2、陈序经：《匈奴史稿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。

3、何芳川：《中外文化交流史》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2008年。

4、李文学：《东汉魏晋官印中的“率善”号研究》，《民族研究》2013年第6期。

5、石云涛：《汉代外来文明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7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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